读解埃尔达精灵的律法问题（5）：《费艾诺的用语》——托尔金的认识论批判
说明：0. 本文参与大乐章丧事喜办接龙活动：【9月2日 18:00】
1. 本文是一年前发布的关于“埃尔达精灵律法问题”结尾已经预告过的关于托尔金晚年文本:The Shibboleth of Fëanor的解读工作（前文可见豆瓣Morgoth's Ring 的书评）。
2.本文和前文的相似之处依旧是：它有着很强的辩驳性目的，因此，本文中未注明来源的引用内容是均是本文试图与之争论的对象。
3. 本文参考的主要原著译文是伊里丝大大在贴吧翻译的版本。
4. 本文讨论的是托老生前最后一批文稿，算是呼应了忌日活动的主题。
5. 本文引用的Home内容的均以章节而非页码标出，这是因为我并没有纸质或电子的带有页码的原版书，因此留待日后修改。
哲学史作为起源的科学是这样一种形式，即让理念的组合形态从冷僻的极端状况中，从发展得貌似过度的现象中浮现出来的形式，这时的理念是一种整体性，其特征就是这些对立之物可以有意义地并置共举。——瓦尔特·本雅明《认识论批判 代序》出自《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p.57
一、绪论：小议语言学和欧洲科学的危机
托尔金晚年的这个文本处于一系列被小托称之为：“历史-语文学的（historical-philological）”（Home12, 2-0）的作品序列当中，之所以使用语文学的(philological)是因为托尔金本人从来都是一个语文学家（philologist），而不是语言学家(linguist)。尽管两者在当代学术界的语用当中长期嵌套或者混合在一起；然而有必要声明，笔者作为一个以语言学为专业，并在理论课程中取得了些许成绩的学生现在毅然放弃了继续在内部从事这个领域的学习——因为现代语言学和语文学完全处在相反的问题意识当中（它必须等待着拥有总体性问题意识的学者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清算，这种批判的力度可能不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的力度，而这是任何一个在这个学科内部从业，被这个学科的范畴蒙蔽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做到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是我长期亲身体会的事】）。我们可以说现代语言学是十九世纪被冠以语文学之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退化和堕落的表现，而这种表现的核心就在于，语言学对于语言完全采取了去主体化的态度，语言对于现代语言学（乔姆斯基之后的语言学）来说，变成了被抽象规律所还原的对象，因此，所以当代语言学界最广泛的现象便是：除了极少数还以“历史语言学家”自居的 "Old Fashion" 之徒以外，学习语言学和领会语言自身及其所处的历史境况可能没什么关系——它更多意味着学习形式逻辑、统计学、计算机和神经生理学（没错，在大多数语言学系，会操纵眼动追踪（eyetracking）仪器比会古英语、古诺尔斯语或者拉丁语重要得多，也吃香得多），因此，语言学变成了一种关于语言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这被充分地反映在了如下的日常发言当中：最近和一位语言学姐妹聊天，却是打开了新思路。这位姑娘告诉我：
你不可以用学术来解释th/s这个问题。从学术上讲，语言学不管“堕落”与否，语言流动性只是一个现象，不会在其中注入什么价值判断，硬要附上价值判断，就说明有某种p/o/l/i/t/i/c/s的意义了。
我们翻开某知名大学（FDU）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中是这样谈论“语言流动性”或它在社会语言学中的对应物“语言变异和变体”的：
社会语言学所要研究的是能辨别社会功能的语言变体，没有社会意义的语言变化不构成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体“，也不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例如普通话音节末尾的后鼻音，有人读的较到位，有人读的不到位，有或者有时候较到位，有时候不到位······“新闻”的“闻”可以读成uen, 也可以读成ven。对这两个变体结构，结构语言学认为就因为而言没有区别的必要，社会语言学则认为应探索是否能够区别社会意义。探索的结构是读[v]变体的多是女性，uen或ven有区别男女的社会功能。（游&邹，2004：24）
如上段落自然强调语言学的不同种范式，但也足够指明两点：1.去主体化的语言学从结构主义开始就已经出现，它强调语言的一种纯粹的客观对象性。2. 由于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建制，所以研究语言不可避免的牵扯到语言的社会意义。当然，相信这位“语言学姐妹”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是连语言学研究的社会意义本身，由于其对自身基本方法论不加反思态度导致了连社会意义也被语言学把握为一种去主体化的客观结构，因此，社会语言学只会沿着性别、种族、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和地方来对语言的社会意义进行外部分类，而不去反思和追问这些既定的范畴是从何处起源的。于是，语言的变化只能被理解为由从其它学科借来的既定范畴规定的、有所谓“客观规律”的变化，我们这里不去谈论对这些问题和方法的具体批判，只是给出如此观点的影响给人造成的基本印象：
1950年主流语言学就已经发现并确定了语言具有社会性，即，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的。
我们可以把th类比为中文的入声字。入声字在普通话里消失了，但还是存在于方言。假如大环境都不发入声字（比如你处于北方），你发入声字别人也听不懂或者不理解，那你自然说普通话；假如大环境下发入声字（比如你处于吴语区），那你发入声字就很正常。现在，我们设想，吴语区某个重要人物说，“我们这里有好多说普通话的人不发入声字，我觉得吴语人也都别发入声字啦，我现在就开始不发”。这有用吗？这不是一声令下，就能所有人都不发了。你只能从学校/电视台开始规定，发入声字是不对的，过了几十年，才可能让部分受大众传媒影响超过家庭影响的新一代不发入声字，然而中老年人还是会发。
所以，同理说，芬威如果只是他个人行为，那他影响的人就很有限：可能只能影响茵迪丝，像托尔金说的，茵迪丝为了芬威发s。芬威如果影响出了他自己的亲信，便违反了语言学的社会性定理。但如果，芬威下令说不准发th，发th就是蔑视他的王权，那么大家不发th就不违反语言的社会性了。因为这就不再是语言学问题，而成了政zhi学问题，就不违反语言学定理了。
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是结构主义的基本预设，社会语言学知道约定俗称背后很可能是一套社会机制乃至权力关系的影响，但是对这种影响的把握由于其方法本身的内部缺陷，而仍旧被理解为“大环境”，“客观规律”，“社会性定理”和“语言学的定理”，“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的”。于是，社会语言学在这些人看来实际上和描写主义一样，只是对于已经客观定在的社会事实“如实地”描述罢了，和“一个人”的意志无关，和“一声令下”无关，和“堕落”以及“p/o/l/i/t/i/c/s”即与“政zhi学问题”无关——只是一个和自然规律相似的“定理”。因此这些人会这样评价托尔金在本篇文章中所讨论的问题：
坚持þ这个音，的确很符合学者设定，可惜，整篇文都充斥着有大病的气息。非常大病，狗血漫天的大病。作为Deep Elves，不尊重知识，仅仅因为站队，就转向发s。丧失了学者的传统，因为偏见放弃知识的中立。一个学术问题，变为了宫廷内斗，欺负不得复生的迷瑞尔，区分阵营。一如真的不会写权谋，写的只有狗血。一个语言学教授，写了一个因为宫斗，放弃语言发音与学术操守的故事。
鉴于文景版《精灵宝钻》的注释里，只提了Míriel Þerindë的发音问题，一直以来，我都是以一个学术问题来看这一章的。因为托尔金明写了“费诺是对的，因为发s会导致很多单词重音”（类比英文，就是thing和sing同音了），但是因为他“骄傲”导致一堆人就是选择发错的音，芬威也决定发错的音。我的感想一向只局限于：1）坚持学术正确就是“骄傲”，维林诺学术道德与学术水平非常值得怀疑；2）芬威把迷瑞尔名字发错音，果然是托尔金忘了HoME10愿意为迷瑞尔永不复生的芬威。深刻共情起了小托：“我爸写忘了！”
然而，这种对人类（精灵）的主观性维度无关的“中立”的“知识”的“尊重”造成了什么后果呢？这个所谓的“学术道德”和“正确”又是什么意义上的学术呢
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胡塞尔，2009: 18）
而这个“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又是什么？胡塞尔以否定性的方式表达出了其紧迫性的：
在我们生存的危急时刻，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它从原则上排除的正是对于在我们这个不幸时代听由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支配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这些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问题难道不也要求进行总体上的思考并以理性的洞察给予回答吗？（同上）
这个意义问题，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人，或者说由欧洲开启的现代文明当中的人所面对的。在中洲历史当中，“þ和s”的语音所直接牵涉的不也是一种“性命攸关的根本变革”导致的历史之延宕吗？现代语言学因为没有能力对主观性维度进行思辨的判断，而无从从纯粹现象出发把握生活世界的意义总体，因此，语音现象对于现代音位学或社会语言学来说只是“一个现象”而已，它和主体生活的意义与本质无关，因此“不会在其中注入什么价值判断”。很遗憾，托尔金的“历史-语文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或者十九世纪要求摧毁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die 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一样所要揭露和克服的就是这种阉割主体性的、“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所造就整个现代capitalistic 学术建制中的“问题”和“学术操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托尔金不是什么“语言学教授”就和卡尔不是“经济学家”一样，历史语文学在二十一世纪也许会有一个新的名称——语言学批判，它将可能是属于未来的新科学：
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Marx, 2014: 86-87）。
语言是“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它能够被既定的僵死范畴切割成非历史的“中立知识”和“客观规律”正是因为这种科学没有：
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同上：86）
而是：
现在已经···异化的形式——成了人的真正生活的基础（同上）；
这个抽象的物质领域被以上的日常言论中表达为“语言的社会性定理”，表达为一种客观规律。因此，社会语言学及其生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后果便是，社会性和社会存在的历史被真正的遗忘成为一个客观给定的结构，吸纳了或者说抹去了发生它的历史因而与社会现实仅仅构成了“抽象的”和“异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恰恰会将危机解释为合理的——合规律却无目的的：
语言学家只不过是将一种预先建构好了的客体并入到他们的理论中来，从而忽略了关于这种建构的社会规律，掩盖了其（这种规律的）社会起源（布尔迪厄，2005: 17）。
二、曲折的书写：文献背景中的一些证据
托尔金在本文中实际上想表达正是同样的一种认识论批判工作，以回应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甚嚣尘上的实证主义浪潮，本文成文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语言学作为一个几个积重难返的学科，早已把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问题抛之脑后，而服从于一些操作性法则当中，造成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局面。而托尔金对这种浪潮的拒斥，自然是对于作为一种大学话语的语言学的拒斥，由此，这一批判最后导向就是对“客观知识”背后隐藏的危险性，和背后的权力本质的揭露——这也正是“后《魔戒》时期”托尔金所思考的主题。而在展开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可以首先关注这一时期文本逻辑上的连贯性。
在本系列前文关于加拉德瑞尔的部分当中，涉及到了对于她在前后期人设和动机转变原因的猜想。其中得出推论是：
托尔金晚年的修改恰恰不是否定了她的野心，知识自主使用造成的后果将会和费艾诺制作宝钻，并抽象的占有这条路一致，运用知识和拥有野心并不矛盾，托尔金明确意识到所谓的野心和高傲的具体内涵就是：相信知识，和知识带来能力，尽管知识看似 “中立客观的”，——就和魔戒一样，但在现代世界，任何知识本身就同时伴随着人对这种知识所关照的对象的权力···
这一点在文本写作的编史学上获得了证明，《未完的传说》（2-4）中表明，加拉德瑞尔和凯勒博恩的两个版本的故事均写在1968年《旅途永不绝》出版以后，而第二个版本：
它是家父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里写下的，不但是他就加拉德瑞尔与凯勒博恩这个主题所写的最后一份文稿，很可能也是他关于中洲和维林诺所写的最后一份文稿。
在《费艾诺的用语》的编者前言中，小托则提到了这份文稿实际上就是这个与《用语》相关的大量文本与“历史-语文学“相关的注释：
在我父亲所有的晚期写作中，语言学上的历史与人物或种族的历史是紧紧相连的， 他大部分的叙述都是为了解释那些语言学上的事实或异常事件······除了一段有关加拉德瑞尔的部分被用在了《未完的传说》中，其他的都鲜有涉及，那段《未完的传说》中的原文在这里放出，而其中一些要点也被包括在已出版的《精灵宝钻》中（Home12 2-2）。
或如整个《晚期作品》的序言所提及：
第二篇我称它为《费艾诺的用语》，它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我们将会看到，只有有关加拉德瑞尔的一个段落被用在了《未完的传说》当中)（Home12 2-0）。
而这个《用语》本身主题小托也概括的非常明确：
文章得源于他所思考的一个历史音位学问题，其中描绘了昆雅语中一个单辅音发音的差异是如何在维林诺诺多王子的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关于它和《晚期作品》中其他作品的主旨，小托继续叙述到：
深入的回返到“传说故事集”当中，以历史语言学的方式去阐发诸多名称······他会努力地为其设计一套与现在已经被大幅修正过的昆雅语和辛达语历史浑然一体的词源演变，其中最冗繁的便是有关埃尔洛斯的名称构成与和之有关的诸多形式，还有相关传说中的内容。但是它们都有同样的特点——他这些作品中的许多材料都包含超出对音位学历史细节探讨旨趣的论述：它们与语言历史和“传说故事集”本身有着愈发紧密的联系。（《关于洛斯的问题》Home12 2-3）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这些作品的灵感都是源于词源学的，但它大大地扩展出了一套极为离题的内容：这些内容引出了超出文本自身，去寻找一个对突破了对纯粹语言学演化形式解释的内容···在这里给出的三个文本当中可以找出许多全“新”的事物，例如在向西方迁徙的过程中，贝奥族人与哈多族人隔鲁恩内海相望旅居的经历，或一些费艾诺的双胞胎儿子的一些传说，也可以找到一些与早期作品相矛盾的说法。我没有在注释中尝试分析这种实际或表面上的每一次偏离(Home12: 2-0)。
根据小托这些对于这些文献内容的总体描述，我们可以逐渐勾勒出托尔金“内容无法辨认”的晚年混乱思路到底在思考些什么，我不想用晚年智力自然衰退这种陈词滥调来当作这些内容变得混乱的原因。因为很明显，这些文本中所展现的大体思路是目的明确的——超出被语言学设定仅仅属于语言的东西——超出音系和句法这些所谓“仅仅出于为了使得语言学成为独立的科学”而被从语言经验中分割出来的对象。在这种对语言学范式的直接挑战中矛盾被暴露了出来，正如之前说过，矛盾的开显恰恰是思想的必然，任何“离题”“偏离”和“矛盾”实际上隐约透露出了托尔金晚年对于自身神话创作的意义不断加深的领会，或者说在试图呈现语言和神话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使得我们真正发现了托尔金的语言和神话创造为什么能后世所有关于诸如“架空世界”和“人造语言”的陈词滥调拉开距离，我们先来看看这种混乱和离题的文本意味着什么：
与自身相关联毋宁就是分裂为二（Entzweien）；换句话说，这种自身等同性正是内在的差别。这些分裂开的成分因而都是独立自在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对立面——一个对方；所以只消提到一方，则它的对方同时必然已经包含在内·····统一性是分裂为二的过程；因为如果统一性是一个否定性的东西，是一个对立的方面，那么它就恰好被设定为包含对立在自身内的东西。因此分裂为二过程和自身等同过程同样仅仅是一种自身扬弃的过程（黑格尔，1979: 125）
分裂的表达，矛盾的表达——包括同时期关于加拉德瑞尔动机谬误推理，即关于其性格、动机引发的前后不一致在各个版本之间的行径和故事情节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不断被废弃和修改的设定细节中的一环，而是要把其看作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分裂：即这些矛盾表明托尔金神话的运思不是一个文学意义的上叙事构造，而是语文学意义上的关于概念的历史之思——语词的展开就是概念的展开，而概念展开就构成了作为体系的神话历史。而这种历史的矛盾正是概念自身演进着的矛盾：
概念思维与形式推理是互相对立的。——就一方面说，形式推理否定地对待所认识的内容，善于驳斥和消灭这种内容。可是看出内容不是这样，这种看法本身只是空洞的否定·····这种推理，乃是返回于空虚的自我的反思，乃是表示自我知识的虚浮。——这种虚浮都不仅表示这种内容是空虚的而已，并且也表示这种看法本身是虚浮的，因为这种看法是看不见在其自身中具有肯定的东西的一种否定的东西。这种反思既然不以它自己的否定性本身为内容，它就根本不居于事物之内，而总是漂浮于其上······与此相反，在概念的思维里，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否定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无论作为内容的内在运动和规定，或是作为这种运动和规定的全体，否定也就是肯定（同上：45-46）。
不存在语言内容这样的东西；作为传达，语言传达思想实体——而思想实体本身便是可传达的。（本雅明，2017: 8）
因此，托尔金本人写作不断的版本更新或者说变化巨大的修改甚至就可以看作一种概念在不断扬弃（否定）的过程，而对于精灵语言名称的不断意义更新可能意味着概念的不断自我指涉，以延宕出更多的历史内容（《洛斯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中洲历史的创作史就是在体现一个语言参与创世的历史，这个历史自身的不断展现出断裂、不一致和有限性，因此是“次创造”。但这种次创造却正是因为的有限性而变成绝对的力量：
这个单纯的无限性或绝对概念可以叫做生命的单纯本质、世界的灵魂、普遍的血脉，它弥漫于一切事物中，它的行程不是任何差别或分裂所能阻碍或打断的，它本身毋宁就是一切差别并且是一切差别之扬弃，因此它自身象血脉似的跳动着但又没有运动，它自身震撼着，但又沉静不波（黑格尔，1979：124-125）。
因此，综合以上观点，包括《费艾诺的用语》在内的整个《晚期作品》都是在试图扬弃当代语言学内部所暴露出来的形式推理化——概念的无内容化，或者说形质分离化的危机。语言的形态和声音脱离概念而成为形态学以及音位学研究的对象，从而沉沦在了比较关系中。在比较中得到的抽象规律成为语言学唯一承认的知识，于是连同概念也要被还原成为抽象的关系范畴，还原成形式语义学（逻辑主义的生成语义学）或心理学（心理主义的认知语言学），这正一头栽进了黑格尔在1820年代对于蓬勃发展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作出的“北方的预言”，他明确指出，如果比较方法不能上升到概念高度，那么语言学永远不能成为真正大写的科学（Wissenschaft）而只能沦为操作假说——只见事实的科学（Tatsachwissenschaft/science）：
不容否认，这种比较的方法曾经获得许多重大的成果，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近年来在比较解剖学和比较语言学领域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我们不仅必须指出，有人以为这种比较方法似乎可以应用于所有各部门的知识范围，而且可以同样地取得成功，这未免失之夸大；并且尤须特别强调指出，只通过单纯的比较方法还不能最后满足科学的需要。比较方法所得的结果诚然不可缺少，但只能作为真正的概念式的知识的预备工作（黑格尔，1997: 253）。
果然不出其所料，十九世纪的语言学正是从概念的历史科学蜕化为抽象关系范畴的过程，在施莱格尔，洪堡和格林兄弟那里无比重要的概念历史论域，正如威廉·汤普森所记载的那样走向了被遗忘的角落：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在石坦达尔的著作中表现了一种根据主观心理学（赫尔巴特的联想心理学）建立语言学体系的初步尝试······石坦达尔虽然把洪堡特的思想变成了反对生物主义语言学的旗帜，但是他实际根本改造了洪保特的思想，他用心理学的问题，以及个人言语和个人思维发展问题代替了洪堡特所提出的认识论的问题，语言、意识和存在之间的互相关系问题（2009: 164）。
于是，在德国观念论运动终结之后，语言学顺理成章的滑入了十九世纪末期思想史上臭名昭著的陷阱——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当中，直到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出版以力挽狂澜之势扶大厦之将倾，对于心理主义的阻击才开始在思想史发轫，为整个大陆哲学保存下人类智性尊严的火种。但是，遗憾的是，语言学没有成功逃脱这个漩涡：随着结构主义运动对于主体性问题的茫然无措，导致行为心理学及随后兴起认知科学趁虚而入，语言学从此逐步地与真正的历史科学无缘。
（注释：本文没有多余的位置来讨论托尔金如何接触当时的语言学主流思想的，最关键的文献记录，这便是他在利兹大学担任英语系高级研究员（1923-1925）期间为英语研究学会的中世纪英语研究相关的论文，其中一篇会在90分钟后发布中文翻译，《年度英语研究工作》（The Year's Work in English Studies）期刊撰写的三篇《语文学：通论》, 在日后我会将其翻译成中文）
通过梳理上世纪七十年代托尔金关于中洲神话的语文学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他本人的问题意识，他逐步发现了他语言和神话创造的思想史意义，就是个创作活动本身在形式都是表达为语文学的，也就是概念的展开。神话创作的真正目的是以第二世界或所谓“虚构历史”的方式表达一种语言历史的先验结构，因此这个语言在形式上本身就是不完备和不够理想的，反而以流动或者历时性变化，即语言本身的时间性为“理想”。这和所有构造理想语言的认识论尝试都相反，它辩证地表达的是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备的元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理想，而是只存在着与多舛的世界命途本身同呼吸共进退的、在历史中断裂、混乱乃至矛盾的，不能闭合在“客观规律”中的语言，而这就是《用语》一文的立论基础——语言和生存是同一回事。
三、危机和它的表征：起源的遗忘或“知识就是力量”
现在我们可以正式进入《用语》的文本，也就是开始从这个案例出发透视托尔金为语言的诸要素回溯出一个历史起源的方案。这个方案是完全的属于历史的，任何心理的，完备的动机性心理描写从来不属于托尔金所描述的领域，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仍然概括性的历史判断，但是，个体的命运早已被嵌入其中：
埃尔达的历史已成定局，而流亡诺多族接受辛达语的事实也无法改变。 辛达语中多处使用了þ， 因此，诺多昆雅语中从þ到S的改变一定发生在维林诺时期，在诺多的反叛和流放之前，虽然并不一定是之前很久（在维林诺纪年）
The history of the Eldar is now fixed and the adoption of Sindarin by the Exiled Ñoldor cannot be altered. Since Sindarin made great use of þ, the change þ > s must have occurred in Noldorin Quenya in Valinor before the rebellion and exile of the Ñoldor, though not necessarily long before it (in Valinorian reckoning of time).”
(Home12: 2-2)。
托尔金的这个文献（无论有没有穿一个朋格洛兹式的“马甲”），一开篇再度表达了在《精灵宝钻》中普遍出现的叙述方式——倒叙，或者说是事后对于特定事件的回溯性描写。因此，事实被认作是问题追问的起点，而非自明的“前提”，原文中用的是fixed——定局，而没有和“事实”相对应的名词，因此托尔金把这个事件当作一个事件，而不是任何稳固的现实结构理解。于是，在紧接的下一句中，托尔金开始用“occurred”一次，与之相近词语有“genesis/创生”或“production”产生, 但是在词源学上其意义有着更复杂的演化过程：
occur(MnE)<occurrer(Middle French)< occurrō (Latin ob-"against"+ currō, "hurry, move")(OED, entry "occur")
这个词语第一表达出了一种对抗性的张力，即它是一种类似破土而出的暴力，是与既定状况相对立的，而同时又是一种运动——因此这个事件必须被把握为历史的矢量，而不是静止不动的点，它延宕在特定的“Valinorian reckoning”附近的特定时间样态中。而这个变化，使得一般被认为是规律一样的东西失效了：
这个改变并不能用第三纪昆雅语的进化来解释（因为语言进化是指用s音来取代本不熟悉的þ音）
托尔金因此在这里表达时一种不合所谓规律的断裂，甚至，他要说：断裂才是规律的起源，“单辅音发音的差异”已经意味着王子的“王子的冲突。”需要特殊的考察：
所以这一定是在弥瑞尔出生后，在费艾诺出生前（可能）发生的。这两人与这个发音变化的特殊联系以及之后的历史就需要一些考察了。
考察的是什么？正是之前所提到的——矛盾和对立：
被描述为(语言的)扩散现象的东西，无非就是由竞争性斗争所导致的一个过程，这种斗争通过无数同化和异化策略（分别与那些在社会空间和时间在他之前或它之后的人相对），使每个能动者不断地改变其真实属性（这里是发音、措辞、句法手段，等等），而同时，恰恰是通过参加这一赛跑才保持了支撑这一赛跑的差别性（布尔迪厄，2005：47）。
托尔金全然展现的就是这种过程, 任何一种纯粹符号学的差异背后实际上是整个历史总体的分裂、对立和斗争，任何所谓“客观的规律”都有主体贯穿于其中的痕迹，只不过这种痕迹可能是被社会中的权力机制强行抹去的：
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Marx,1867: 21-22）。
一系列最基本的质料性因素——如语音本身，不可避免的事最为观念的反应了出来，无论它在本身能否直接获得一种意义，它最终都是在被意义领域中介过之后才被构造成一种客观的“先验的结构”，然而“先验”就以为，它是被主体性所中介过的——看似偶然的音素背后一定已经附带着价值，但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价值被抹去了而已，对于这一点，托尔金毫无疑问是清楚的，所以他才会这样评价历史音位学中的变化定律：
“The divergence of the individual from system, probably a disturbing element, and one of the generators of “sound-change”(Tolkien, 2016)
对于托尔金来说，语言的，哪怕是最处于现象领域的语音本身的变化都是一个“自由的体系”。这个体系意味着，体系性的原则主体的构造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因此，语音的变化当然是主体性的外化，它的有规律的特性，是外化的主体性变成了实在的物的表现，而这个关于音位学变化的“特殊考察”其实就是要试图为历史音位学中最普遍的系统性变化寻求一个自由的——对“合规律”的“恰当关系”奠基 ，这种奠基却反而被理解围绕着最偶然、最不可理喻之事的一系列意志：从þ到S这个简单的音位变化背后已经潜藏着太多的生存意义，这恰恰是诺多精神中的一种设定历史的现代主体意义上的自由，这也是德意志观念论运动的先驱试图阐明的：
对恰当关系颠倒的这一包括，不仅是谢林自由观念的关键特征（正如善与恶，即颠倒恰当关系的自由），而且是费希特、黑格尔，甚至是康德自由观念的主要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的目标鄙视解释先验层次的主体——“提出了完整客观内容的纯粹自我——如何将自身经验为被客观性的普遍性被动决定了的吗？不是解释主体和客体间的恰当关系是如何被颠倒得吗？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整个要点，不是解释社会活动成果如何被物化进一种使自己的生成力量（generative force）隶属于自身的独立实体性内容吗？（Zizek，2013: 25）
没错，费艾诺和诺多族对于语音的执念——对于最偶然的因素的执念作为一种generators的力量如何造成了客观的力量（force），也就就是构造出客观的差异（divergence）和对立吗？而这背后又不是证明了什么托尔金的语言而不是人工的抽象理念，而是历史的具体之理念了吗？而对这种发生问题的思考其实已经蕴含着为历史语言学重构历史性的野心了——托尔金要否决的正式那种如今宰制着语言学而却与生存断裂的机械规律。而对这种规律起源的遗忘就是对这种主体性真正活动着的强力的遗忘、对力量危险的遗忘，也是对生存的遗忘。托尔金正是要一个个追溯这个被遗忘的起源，尽管他们的意志最终体现为一种使得音位定向变化的合力，但是很遗憾，维持同一性的努力最终是失效的，断裂不可避免的体现在了最小的剩余之上：þ和S在昆雅语的历史中并存，而且：
这件看似小事的从þ到s的改变，在那段时期的冲突与混乱中激起了愤懑，也造成了对昆雅语音的永久损伤（Home12: 2-2）。
费艾诺意见当然可以被直观地理解为一种更加“科学的”立场，因为它确实符合一种“品味”，并且能够减少歧义：
这个改变是笼统的，主要基于对语音的“品味”和理论，但尚未被所有人接受。这个改变被博学者们抨击，他们指出这种阴损的合并会对拥有不同读音和意义的词干及其派生词汇造成混乱影响，尤其是那些还未被充分考虑的词语。 那时候语言博学者的领头人是费艾诺，他坚持，对于那些真正关心和理解他们语言的人来说，þ才是真正的读音（同上）。
但托尔金立即要表达正是，中立的知识真正的起源，或者说合理性自身也可以是主观性的权力，一个主体需要实现自己目的时候，它就会回溯性的整合出一种合理的规律为其自身的动机进行奠基——必然涉及：
一个学术问题，变为了宫廷内斗，欺负不得复生的迷瑞尔，区分阵营。一如真的不会写权谋，写的只有狗血。
再重复一遍，如果这是狗血，那么狗血就是贯穿于整个现实的不可调和的僵局，诺多族的普遍分裂正是历史的内部的、贯穿一切的分裂——也造成历史历史音位学上的分裂、并且成为了伦理实体的内部的痕迹：
若想和平长存，毫无疑问，费艾诺的提议就一定要得胜，这提议也被所有其他的博学者们接受，不管是私底下还是公开表明。但是他的意见虽然完全正确，却被排斥了，这是因为他日后的愚笨罪恶行为。
“别管那些！我们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就像芬威国王被蒙蔽误导之前说的一样。我们是他正统的继承者和长房，既然别人说不得更好，那就随他们去sa-si吧。(Home12:2-2)
因此，托尔金在此处设想的正是将最和意义远离纯粹音位书写分裂的过程和主观性的强大的设定性暴力联系在一起：1）费艾诺依照一种理性——实际上是实体性的力量，他的建议之科学性实际上来自既定的语音学秩序。2）诺多族排斥费艾诺的建议正是这种秩序以及背后理性依据反题，而这个反题背后当然是权力——这是诺多族已经走入权力的历史漩涡的标志，这因此成为了关于“正统和长房”的斗争，它本身成为了新的建制和“规律”：
虽然在弥瑞尔还活着之时，芬威遵从她愿使用þ，但在弥瑞尔拒绝了芬威的祈祷后，他接受了这个语音的改变（这点现在在他的族人中几乎被普及了）。
茵迪丝是一位凡雅，在这点上可能认为她至少会倾向费艾诺，因为凡雅一直是使用þ的。但虽然如此，茵迪丝还是选择了s。这并不是费艾诺所坚信的出于对弥瑞尔的轻视，而是忠于芬威。虽然在弥瑞尔还活着之时，芬威遵从她愿使用þ，但在弥瑞尔拒绝了芬威的祈祷后，他接受了这个语音的改变（这点现在在他的族人中几乎被普及了）（同上）。
尽管后来对费艾诺的反对很快成为了加拉德瑞尔的主要动机，但她（加拉德瑞尔）的自尊也不愿意让自己在族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规律本身的起源是诺多族本身作为一个实体确切内部力量，这使得芬威作为王者也不得不作出选择（所以这当然不是什么“我爸写忘了！”）。而茵迪丝作出的也不过是符合诺多族伦理风俗的选择，对于加拉德瑞尔——这都是这个规律不断把自身确证为规律的过程，或者说规律的发生过程——由无数个“同化”和“异化”策略构成的赛跑。这才是语音变化的起源——《用语》成功的通过揭示这个起源使得历史音位学拥有了历史性，而瓦解了价值无涉的规律自身，从而才有了加拉德瑞尔人设转变的真正深远考量，这个故事正包含在这个文本中：
加拉德瑞尔是诺多精灵中最伟大的一位，可能除了费艾诺，但她更加睿智，而且她的智慧也随着漫长的时光增长。
她的母名是奈尔玟，意为“男子气的少女”，她十分高挑，就算在诺多女子中，身高也是不可及的；她身心强大，意志坚定，可以说是年轻埃尔达的博学者与竞技者结合一身。
加拉德瑞尔诞生在维林诺的祝福之中，但她并没有于此长居安宁，正因黑暗不久降临，就连这蒙福之地也不再祥和。在那段历练时光中，她也卷入了诺多的纠纷。
她出生便拥有了一件能洞察他人内心的非凡天赋，她待人仁慈而且善解人意，她对所有人都亲善，除了对费艾诺。在他身上，她看见了她所憎恶与惧怕的黑暗，但是她没有觉察到，这同样邪恶的阴影正降落在每一个诺多精灵心中，包括她自己的（同上）。
这里对于加拉德瑞尔所有正面描写从来都是在描写她的能力——获取知识“察觉人心”的能力，在能力之外，好似她还单独有着“善解人意”的品格。于是，这是一个类似于汉莎同盟时期的市民形象：有能力和才干，同时又不缺乏现代意义上，在共同体之中的美德。因此这样的原则想必深入她心：“在她之上没有主人，在她之下没有仆人”，她自然不会和同样有主见的、危险之人有所良好的关系：
就像所有芬威的后裔，除了她的父亲菲纳芬，她高傲，坚强，有主见；
费艾诺惊叹而欢欣地凝望着加拉德瑞尔的头发。他曾三次恳求希望得到她的一绺秀发，但是加拉德瑞尔甚至连一根头发也不肯给他。这两位亲属，维林诺最伟大的埃尔达，从此再不友好（同上）。
这正是诺多精神、现代精神，现代世界地平线上的最合理的、最吸引人的黑暗阴影，它展现为音位的分裂，而语音的损伤也正是伦理共同体内部的鸿沟——她选择了S, 而正是创伤和阴影的象征：
《魔戒》中所记载的加拉德瑞尔对此的使用肯定是正常的这并不阻碍古典昆雅语书中对þ的使用，不管是在流放前还是流放后，不管是在语法上还是在字典里或译文中。事实上，这就是合适的，因为之前的þ一直在写作中与原先的s所区分。诺多精灵的流放使得他们在写作中经常回忆起流放前所创作的那些传奇和诗歌，这点也说明了他们对þ音与其使用地的回忆是源源不断的；另外，这也可能是一部分学者们讨厌昆雅口语中到s的改变。
所以当她认知了他们言语历史以及所有博学者的理由后，她当然在日常用语中选择了s的发音。她的挽歌------ 创作在得到维拉的宽恕（也是荣誉）之前------让她想起她维林诺的青春时光，以及之后流亡年中的黑暗，那时候整个蒙福之地都对中洲的诺多精灵隐藏了起来 (同上)。
因此，S尽管是出于对费艾诺的反对，却也深深被阴影笼罩：
无可否认，大多数流亡者在日常用语中用s代替了þ，因为在魔苟斯杀死芬威后，那些诺多精灵并没有接受费艾诺的领导，而是在茵迪丝长子芬国昐的带领下离开维林诺，向前进发。作为芬威的儿子，芬国昐他高大，深色头发，骄傲，就像所有的诺多族一样。他尽管与费艾诺敌对，也全意加入了诺多的叛乱与流放，虽然之后他进一步去索取诺多至高王的头衔（Home 12:2-2）。
芬国昐家族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诺多族“p/o/l/i/t/i/c/s”的担纲者，还真的就和卷入了这带来阴影的权能之争中，尽管他们和加拉德瑞尔一样，有着出于伦理的良好动机，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是“后《魔戒》时代”的明确论域：
“不！”甘道夫叫道，霍然而起，“有了它的力量，我就会拥有过于强大可怕的力量，而魔戒也会通过我获取一股更强大、更致命的力量。”他双眼炽亮，容光焕发，如同内里有火燃烧。“别引诱我！我不想变得如同黑暗魔君本人一般。而且，那魔戒是借由怜悯来侵入我的心——怜悯弱者，渴望得到行善的力量。别引诱我！我不敢拿走它，就连妥善保管、不加使用，我都不敢。想要运用它的渴望将会大到我无力抗拒。我会有急需它的时候，我面前的道路奇险重重。（《魔戒同盟》1-2）
If I were to 'philosophize' this myth, or at least the Ring of Sauron, I should say it was a mythical way of representing the truth that potency (or perhaps rather potentiality) if it is to be exercised, and produce results, has to be externalized and so as it were passes, to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out of one's direct control。如果我要“哲学化”这个神话，或者至少是索隆之戒，我应该说，这是一种神话的方式来呈现一个真相，即力量potency(或许更确切地说是potentiality)如果要被运用并产生结果，就必须被外化，因此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脱离了一个人的直接控制 (Letter 211).
魔戒只是在漫长中洲历史中的一个例子，而关于语音的知识可以是这种方式最原始的呈现形态，而且是更加激进的形态，费艾诺和学者认识到的关于语音使用的合理性的知识性结论看上去比魔戒还要中立得多——它可以避免“sa-si”造成的更多的混淆，因此他的意见“完全正确”。然而现实的延宕直接过便是围绕纯粹符号之书写的最早差异造成了最彻底的分裂。这当然是围绕着“potency”本身的斗争，而通过加拉德瑞尔的动机，我们可以看到她正是以甘道夫所说的“行善的力量”展开行动的，因此托尔金讲述的“昆雅语的损伤”自然比这种简单的描述：
“都怪费诺这个邪恶的精灵，害得昆雅语都堕落了，果然是万恶之源”，谁知道呢？
更为复杂，而加拉德瑞尔作为一个反题，作为费艾诺的对立面：
加拉德瑞尔为了保护自己母亲的族人而激烈地与费艾诺奋战（Home 12: 2-2），
是如她这般的人对于费艾诺否定行动才使得s这个音变成了实体性力量，而在其背后的动机源自同一个精神——现代的精神，对知识和能力本身的信任，因此：
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回头。她的高傲不允许她回头，因为落败者才会去恳求原谅(Home: 2-2)
高傲的不仅是费艾诺，而是整个诺多族的历史，所以造成昆雅语被损伤和“堕落”的不是费艾诺，而是开启整个诺多族精神的费艾诺所订立的法则，然而，立法者的誓言只是对于普遍存在的精神述行性保障：
誓言并不关乎陈述本身，而是关乎其效力的保障：问题不在于语言本身的语义和认知功能，而在于对于誓言的真实性和实现的保障（阿甘本，2016:10）。
而接下来的推进，托尔金将破坏同一性的动力学发挥到了更彻底的地步, 连完全相同音位都可以直接拉开差距，这一差距创造的实际上法的效力的边界：
她的父亲菲纳芬十分喜爱维拉（他母亲的族人）与泰勒瑞精灵，所以他的家族保留了þ的用法，菲纳芬并不是因为费艾诺的要求才选择这样，而就是他自己的意愿（Home 12: 2-2）。
与费艾诺在道路选择上离得最远的菲纳芬却恰好选择了与费艾诺相同的发音，连同一个在符号都在时间中生成了直接的对立——语言的时间性被贯彻到底了。而这个时间性就是历史或者说阿尔达“伤毁”命运的真相，费艾诺的立法试图抗拒的也是这个真相。因此，凡卷入其中的，均是“男子气概”也就是本系列之前所有文章讨论的性别与法的问题的起源——诺多族的历史或我们世界的现代历史就是遗忘了如此这般的起源的历史才因此身陷囹圄。
四、立法者：“男子气概”与Shibboleth的意义问题
以上复杂的辩证关系已经被简要的阐明——毫无疑问语言是复杂的社会建制，是实体化差分性机制。但是关于我们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排除误解。因为Shibboleth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对于其展开的历史性质就不能真正得到呈现：
th到s居然是政zhi污染学术的结果，我由此彻底打开了新思路，换了个目光看Shibboleth。Shibboleth这词多生僻呢，Oxford Learner's Treasury Dictionaries是查不到的，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才查到。
1）an old idea principle or phrase that is no longer accepted by many people as important or appropriate to modern life 过时的观点，陈旧的原则
2）a custom, word, etc. that distingusihed one group of people from another 某群体特有的习惯（或用语）
Origin: From a Hebrew word meaning 'ear of corn'. In the Bible story, Jephthah, the leader of the Gileadites, was able to use it as a test to tell which were his own men, because foreigners found the 'sh' sound difficult to pronounce.
我们已经驳斥了纯粹价值无涉的关于语言的学术空间的存在，因为语言已经被主体性的意志全面贯穿而不能无条件的得到同一性，因此任何仅仅属于学术而不是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语言机制并不存在。因此，Shibboleth这个词汇实际上也不能无条件获得与它的原型——及Bible中典故的一致性，因此如下指责也因此无效：
高阶字典说了这个词是个希伯来语，我接着查了这个故事：
在《圣经·士师记》12章，基列人（Gileadites）击败以法莲支派，幸存的以法莲人（Ephraimite）试图渡过约旦河回到本国领土。基列人夺取了渡口，阻止他们回去。为了识别并且杀死这些逃难者，基列人对每一个过河的人进行一项试验：
“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让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Shibboleth）。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西播列（Sibboleth）。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
不是基督徒，母语非英语，比较难知道这个英文单词是来源于希伯来语，更没法想到托尔金其实在写逃亡与追///杀。这感觉就像，一本中文小说，译本翻译胯下之辱为unbearable insult。然后某天，这个外国读者突然发现，这个bear unbearable insult的小说角色和韩信好像啊！原来“老年了开始写宗教”，不仅仅是【托一如化身Pengolodh搞道德审判】、【给维拉的行为找N个宗教理由】、【不听话的都上异教徒待遇】，还包括，直接拿圣经设定往角色上套了！
真正的解释学循环远比这里设定的要来得复杂的多，因为尽管这个词义的在词源学上最早的文献出处来自希伯来圣经，但是我们如果抛开《牛津英语词典》的各种工具型缩略版版本，而直接查阅托尔金本人参与编辑过的OED本身的在线版本的话，我们就可以简略的看看到一个意义生成过程：
Shibboleth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了复杂延宕，因此，还是那句话，意义没有自在的维持其自身而很快分裂成为复杂意义复多体，即polysemy——语义变化，以及更复杂的语义变化和背后更重大的时间性问题，再次我们不多讨论，只引用词典编纂者的这一段话：
然而，在实践中，历史词典编纂者几乎总是首先在引文中寻找和辨别细微的意义划分和新的意义;而且，如果词源不明，则必须从引文中解释其含义（Silva, 2000: 90）。
自1658年以来的文本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差异，因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圣经故事典故了，主体性已经从文本中察觉了与原始语境的决定性断裂——一个新的含义就此产生了：Shiboleth开始指代整体的语言与身份问题，而非简单的“圣经设定”。就和“胯下之辱”早就不是仅仅只韩信的故事，而是泛指重大的耻辱，也就是说它成为了一个成语，译者因此会解释为“unbearable insult”这个更普遍的意义进行翻译，这和词典中的解释也如出一辙，这意味着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条目意味着新意义获得了独立的实体性地位，因此这个词的意义从圣经中无意义的区分性因素变成了：
Shibboleth，音译即为示播列。“示播列是用来区别一个人的社会或地区背景的指标，通常是指语言特征，特别是对一个词的发音，标识说话者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a custom, principle, or belief distinguishing a particular class or group of people, especially a long-standing one regarded as outmoded or no longer important）”
因而必须关注它和原初语境之间的差异，不考虑这个断裂的人才会因此忽略其原始出处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正是托尔金在这里使用Shibboleth的目的——而不是《士师记》中的。或者说这一词语是曾经借助旧约文本表达过，却已经在历史中获得了新的普遍性的，我们要考察的就是这点。
直接给出结论，这里强调的当然不是一个“狗血故事”的内容，而是身份区隔背后的立法者的暴力——设立对里面的男性秩序的暴力。这里当然说的是一个符号学意义上的术语，否则加拉德瑞尔也不会被称作是“男子气”了，于是，回到用语的文本前半段，我们发现了一个费艾诺拥有此种动机的起源性因素实际上正是一个和区隔相关的、也就是和Shibboleth相关的活动，或者说不是活动，而是活动的反面——死亡：
弥瑞尔是一位纤细优雅的诺多埃尔达，她性情温婉，虽然之后变得十分消沉，她能表现出极端的固执，规劝或命令只会让她变得更加执拗。她嗓音甜美动听，玲珑剔透，她说话十分迅速并以此为豪。然而她最出色的技艺则出自她无比灵巧的双手上。她的刺绣工艺超群，纵使是埃尔达眼中视为速成的作品，都能表现出前所未见的精致与复杂。她因此被称为Þerinde （Neddlewoman, 针织女者）--- 这也正是她的母名 。 她坚持着þ的发音（这点在她儿时是平常的），并希望她所有的亲族也坚持这一点，至少是在说她名字的时候······她的死亡给费艾诺带来了持久的悲痛，不仅仅是直接的，其后果也进一步成为了影响费艾诺之后品性的主要原因，也波及了诺多历史上的灾难。 （Home 12: 2-2）。
弥瑞尔生前的选择在这里暂且可以被理解为处于意愿的偶然，但是很显然的是，纯粹偶然却是必然性得以被设立的根据。这当然不是弥瑞尔本身的意愿，却可以延宕出一种在意愿之外的后果，在两者之间，是一个复杂的立法过程，也就是区分过程。而弥瑞尔的死亡却成为这一区分——灾难性区分的偶然基点。但是历史复杂生成过程，并不能被如此这般的简单概括：
Note：这句话是在小托整理银拳身世时有感而发的，“我爸明明说要commit to published work，魔戒里他明明写了银拳是费诺的孙子！”不过，何止《魔戒》写了是后裔画了费诺星，书信集也是：银拳是叛神，是费诺错误的重复，这一家子犯同一个“罪”，源头就是迷瑞尔。生了一个孩子不想再生，不能再满足男人的欲///望，即便代价是世界尽头都不得复活、有了身体也是蹲在亡灵殿堂（HoME10）与彻底的文化消亡（HoME12），还被托尔金定罪是“抛弃”了伴侣（NoME），“导致”了堕落（书信集），她的孩子要“在所有一如子女中最珍视父亲”+ 为了这样的父亲把自己、全家和全族搭上，绝了。《精灵宝钻》能比较decent，真是全靠小托的选编。
因为在《用语》的这个语境中，弥瑞尔的抉择相比《法案》中所给出的信息，就多了更深层次的意味，因为在弥瑞尔这里，固执和寻求死亡的驱力被统一在了一起：
维拉与所有的埃尔达们都为芬威的悲痛而感到难过，但并没有就此气馁：万物在阿门洲都能被治愈，当得到休憩后，她的灵魂与肉体会重新结合，回到蒙福之地生命的愉悦中。但是弥瑞尔却很不情愿，不管她的丈夫与族人如何请求，也不管维拉如何庄重地劝导，只不断重复“还未到时候”。每一次的尝试，都只会让她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直到最后她已不愿再听任何话语，只说：“我渴望安宁，请置我于这宁和之中！我将不会归来，这就是我的心愿（Home 12: 2-2）。
弥瑞尔在此处理解了死亡，或者说有限性自身的含义，因此，她“渴望安宁”，因为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对于埃尔达来说，生比死更有价值，那么对于弥瑞尔来说显然，让她无法回到人间不是对于她的剥夺，也不是维拉的律法作为禁令组织了她的生，而是她压根就没想生——法案只是成全了这一点。但是，矛盾同时又出现了，接下来，文本提到了她的权利也在受损：
弥瑞尔的拒绝归来也让她失去了她所有的权利；她已不能再接受维拉为她身躯的照料，而且她的灵魂所受的重伤也超出了他们能力的范围，她真真正正地“死”了，再也不能够成为活着的埃尔达之间的一员了（同上）。
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已经出现在表述中，就是把后者的主语看作“他们”，对于一般的埃尔达来说，她的死是一种对于生的权利的丧失，对于芬威和费艾诺当然是如此。是因为埃尔达保有这样的态度，弥瑞尔才“真真正正的“死”了”——成为了共同体之外的赤裸生命，因此她才“有了身体也是蹲在亡灵殿堂（HoME10）与彻底的文化消亡（HoME12）”。但是这只是一般埃尔达的理解——尤其是费艾诺的理解，并不是弥瑞尔自己的理解，因此，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费艾诺深爱着他的母亲，虽然除了执拗这点外，他们的性情大相径庭。他并不温和，他骄傲自负，性急暴躁，遇到意见相左时，他会激烈地表现自己的不满，而不像他母亲那样能稳当处理。他的身心从不停歇，他可以像弥瑞尔那样完全投入到需要最高技艺的工作中；但他仍然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费雅纳罗是他的母名，弥瑞尔唤他于此正因她意识到他冲动的性格（它的意思是“火之魂魄”， Spirit of Fire）（Home 12: 2-2）。
因此，正如这个文本后面的关于母名的注释写到：
埃尔达母亲天生的洞察力，能帮助她们深入了解自己子女的性格和才干，有些母亲甚至拥有预言的天赋（Home 12: 2-2）。
弥瑞尔是以否定的姿态赐予了这个名字的，费艾诺确是以肯定的姿态来理解，而且甚至把自己的母亲之名也当作一种肯定自身之物：
于是对于费艾诺来说，对þ的摒弃就象征着对弥瑞尔的剔除，也是对他自己，她儿子，作为仅次芬威的诺多领主的拒绝。随着他越发的骄傲以及日渐黑暗的心境，他认为这是维拉们因惧怕他的力量而导演出的一幕“戏”，以便让更易被奴驭者取代他统治诺多的地位 。所以费艾诺称自己为Þerinde之子
因此，吊诡的是弥瑞尔自身的意愿因为她儿子的坚持反而不能实现，正式他儿子的坚持导致了弥瑞尔在符号学上成为被献祭的对象，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在语音上，弥瑞尔和费艾诺的持相同意见，但在两者的根据上却截然相反，这和与菲纳芬的情况如出一辙。但是，遗憾的是说出这这种话：
根据圣经的故事，为什么th从维林诺就开始消失，到中土彻底消亡？语言学解释不了维林诺的故事，小熊救了大梅，费家便放弃发音也是完全不符合语言学规律的：东北人救了你的大哥/你的领导，从此你便放弃吴语说东北话。但如果这个发音是以法莲人的大逃亡呢？诺多就是在流亡啊？这个th，是迷瑞尔之名，代表的便是费诺一系的文化。这篇文稿的确背离了之前的写作，不是背离了HoME10，而是背离了《魔戒》。甘道夫说，好东西帕兰提尔可不是索伦能做的；银拳是为了超越费诺的盛名；费诺率领大部分族人叛神。The Shibboleth of Fëanor：费家是兵败被追///杀的以法莲人，在维林诺保不住自己的文化，到中土时自己的文化彻底消亡（Lost Tribe）。怪不得小托不把这个th/s之争选进《精灵宝钻》。
一想到被追杀到连文化都保不住的Feanorian三次杀亲+星下之战+安格班合围，耳边就响起小托的话：《精灵宝钻》是最合理的版本，别在HoME里面找自洽。我本来觉得《宝钻》经常剧情杀，看了HoME，才懂得儿子是真的已经拼尽了全力！
小托的确比他爹理解普罗大众的思维，也懂consistency。只要读过圣经，就必然会知道Shibboleth是个什么样的的故事。信教的只提th/s，不提以法莲，也不知道是没读过圣经，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不能够理解对于th这个音素立场的内在分裂——它不光代表“费诺一系”的文化，而且还是菲纳芬的，弥瑞尔自己的，泰勒瑞和凡雅族的文化。因此，不是这个音天然的维持了其堕落，而是费艾诺对其的坚持造成符号学关系在总体上的内部分裂，费艾诺的坚持恰恰使得弥瑞尔在意的名称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争夺的筹码，导致弥瑞尔的死成为诺多族历史中开展的权力格局的祭品——因此，弥瑞尔最终的结局是：在共同体之中的而又在其之外的矛盾的存在，就如Þ这个她名字中的音位分裂一样——矛盾和没有“consistency”正是这段历史的真相，这便是辩证法。因此，费艾诺用对于名字发音的坚持使得弥瑞尔的形象愈发地在诺多族抽象为一个要被争夺的符号。而与之相反，弥瑞尔直接拥抱了死亡之名：
尽管她依然在劳作，但她的名字已经变了。此时她唤作Fíriel，在埃尔达中它的含义为“死去的女子（HOME10: LCAE）
因此，如果把Þ仅仅当作费艾诺一族的文化，那么很遗憾这个复杂的历史起源就被永久的遮蔽了，没人会知道，Þ背后有着要求直面死亡而脱离尘世的动机——这个动机本身是对尘世伤毁最有力的控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费艾诺的立法之意愿（从用语到誓言）就是对于弥瑞尔这个动机的彻底背叛，而将弥瑞尔的生命当成她的权利也无疑仅仅是在费艾诺的立场上作出的判定——显然并不是“普罗大众的思维”。因为弥瑞尔才是个proletarian(Latin:a man/woman whose only wealth is his/her offspring)：
她对芬威说:“我再也不会生孩子了，因为足以滋养许多人生命的力量已经在费艾诺身上耗尽了（同上）。
而他不是，他是有产者——有宝钻者，因此正是费艾诺关于名称的争夺让弥瑞尔不再能安息，也正是如此，她主动地设立自身的必然成——成为两种死亡中间的，与尘世持续保持张力的主体/赤裸生命，而对于费艾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对他来说成为一个尘世中被他拥有的实存才是判定生否正当值得的标准——或者说权力本身才是正当的标准，这些人毫无疑问跟从的就是这一点，于是连芬威本身不能端平这件事，在这群人看来都是“圣经梗”即陈腐的宗教观念的带来的后果：
以法莲到底是谁：
以色列十二支派是由以色列第三代始祖雅各的12个儿子发展起来，其中第11子约瑟后来成为埃及首相，成为极为重要的一支派而得到了两份家产，分别由其子以法莲（Ephraim）和玛拿西（Manasseh）继承。
雅各（以色列）临终前，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约瑟使以法莲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但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长子）。虽然约瑟不喜悦，要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以色列不肯，坚持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之前。
老天，为啥费诺一开始是次子有解释了！为啥要写“芬威偏心”有解释了！因为原型故事就是爷爷不顾父亲的意愿，让次子先有继承权的。按照常理，皇室长子本来就会被偏心，长子性格和次子性格就是不一样的（参考路易十四）。芬威二婚让迷瑞尔永不得复生，在《精灵宝钻》里，本是“不守寂寞导致的悲剧”，既对不起费诺的母亲，又向费诺宣布：你再怎么有出息也不够，我让你妈不得活也要大量的孩子。托尔金又非要写一句完全不符剧情的“偏心费诺”，合着是在这埋着梗呢？
于是，立法的工作在这些人的种种诠释中变得清晰明确，费艾诺在他母亲名称的发音问题上施展了自身的主权的暴力，这种暴力借由使得芬威的对于费艾诺的投入成为一个同样要被争夺的筹码，然后再是关于宝钻的誓言。这些都是费艾诺的立法环节，而任何立法者确立主权的过程必然是将某种他者献祭的过程，在此，我们再度回到Shibboleth一次的原始语境中，来看它为什么不是宗教的普遍化，而是普遍性在一个宗教文本内部的现身：
通过两个平淡乏味的语法范畴，来定义至高权力之结构，以及它的诸种残酷的事实性隐涵，似乎并不适宜。然而，存在着这样一个事例：在这个事例中，语言性的范例之决断性的特点，以及范例与例外之间的最终不可区分性，表明了它确实涉及到生与死的权力。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士师记》（Judges）第十二章第六节。在该节中，加拉太人通过让以法莲人读出"Shibboleth"这个词的发音（以法莲人会将它读成"Sibboleth"），而认出了逃跑的以法莲人，这些以法莲人试图渡过约旦河以拯救自己（基列人对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那么他们就会对他说，"现在说Shibboleth。"而他说"Sibboleth"，因为他无法发出确切的读音。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就"Shibboleth"而言，范例和例外变得无法区分："Shibboleth"是一个范例性的例外，或作为一个例外起作用的一个范例（阿甘本，2016：35-36）。
我们可以说，Þ和s就是这么一个具有范例性的例外，也许只有这个在弥瑞尔母名开头存在的发音才会有如此浓墨重彩的起源背景。但是，这个例外确实是诺多精神的一个范例——一切追求自身的主权的所谓“渴望自由”就包含着对竞争性的他者的排除。因此，费艾诺的立法工作持续地表达了出来，成为父亲的命令，成为了誓言。但是就如赤裸生命本身的的定义一样：要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又要保持在内部的。弥瑞尔要求的彻底解脱，被理解为“既对不起费诺的母亲，又向费诺宣布：你再怎么有出息也不够，我让你妈不得活也要大量的孩子。”那么，费艾诺就使得自己的母亲成为不得不在场接受其立法活动反复献祭的存在，因而不得安息。如果她的死让芬威不能端平，如果真的想这群人想那样——是长子就理应受更多重视（为什么这个玩意不说成是中世纪臣服了呢？难道你们的中世纪陈腐继承权比同样陈腐的圣经梗更高明？）：
有趣的解读方式，芬威陪费诺去流放那段也是我明显感觉到神权与君权冲突的地方。因为当时我看到这里也觉得很莫名其妙，长子继承人干什么还要提一句“偏心”，本来在世俗君权继承制度下长子和次子就是一碗水端不平的。。。
谢谢。最基本的皇家常识就是不能端平，端平才完蛋了，就只剩手足相残了。长子理所应当被重视，偏心只能是次子夺权的圣经梗
那么，在这个没有绝对长子继承权的埃尔达社会中，费艾诺正是因着弥瑞尔的死而获得父权的青睐，这是弥瑞尔第一次被献祭的地方。而Þ和s则是第二次，Þ被费艾诺当作排他性自身权威的象征，而他对于新家庭那种“你们都欠我”的态度更是把让弥瑞尔之名再度为他的主权辩护，于是，他的母名终成他的诅咒，而他也狠狠让不愿在场的名持续地在场。而这才是根本上违背了弥瑞尔求得安息的意愿的，然而托尔金没有止步如此，他还继续展开了如下两点：
1）没有安息的弥瑞尔主动选择了两种死亡之间的状态而成为了历史的绣织者，在她身上恰恰体现了这种被献祭者又可以承担历史之使命的解放之可能性——这在之前讨论埃尔达性别分工问题时已经涉及。
2）对于费艾诺来说，他的母亲对他来说和他父亲一样（见本系列第三篇）也是被抽象的化的存在，弥瑞尔被第一个理解为一种“不正常者”，一位不该死的死者，因此被费艾诺如幽灵一般拉回了尘世，持续在尘世确立主权的权力斗争中充当被献祭者——构成性的被献祭者（没有她被反复争夺的名，被以某种口音的形式下被禁止的名，就不会有费艾诺的主权），由此费艾诺规定了诺多族的基本法则——“自由的统治”，确是满了冲突和痛苦的“统治一方疆土”：
神圣人（牲人）呈现了化作至高禁止的生命的原初形象，并保存了原初排除的记忆，通过这一最初排除，政治（统治）的向度首次被构建起来（阿甘本。2016: 118）
因此卷入出奔的诺多族整个都是“男子气”的，弥瑞尔是第一个被（她的亲儿子）设置为对立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体：
男性立场恰恰是通过排斥悖反性的特殊来努力克服“太多普遍”这种僵局的（Zizek, 2004: 201）；
弥瑞尔求死的意愿就是伤毁世界内部伤毁的痕迹，她是整个秩序自身的悖反，费艾诺引发的争执恰恰就是伤毁世界试图克服这种表达为拒绝的悖反，以继续维持伤毁的表现——他看不到死亡的自身的无意义能够带来的意义，于是成就的只是那种让物所统治和封闭的历史——当然也是建构性的知识得意确立的历史或法则得以确立的历史。很多人只看到维拉颁布的法案排斥了了弥瑞尔生的可能，但是费艾诺或者说卷入纷争的整个诺多族排除的却是弥瑞尔真正的意愿——她求死的意愿。当然，弥瑞尔后来选择的却是第三条路——成为幽灵——她接受了献祭，却开始书写“原初排除的记忆”和其延宕出的全部后果——这已经开始改写伤毁的历史自身了——这便是托尔金给予女性性的一种极具有颠覆性的内核，今晚11: 30分我们继续讨论这一点。
参考文献：
[意]吉奥乔·阿甘本《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蓝江译，重庆出版社，2016
[意]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双志、苏伟译，2013
[德]瓦尔特·本雅明《论原初语言与人类语言》，选自《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 李茂增、苏仲乐译， 东方出版中心，2017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 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
[德]G. W. F.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
[德]G. W. F. 黑格尔 《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9
[德]Karl Marx《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4
[德]Karl Marx《资本论》第一卷，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2018
[斯洛文尼亚]Slavoj Zizek《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斯洛文尼亚]Slavoj Zizek《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Silva, Penny. （2000）. Time and Meaning: Sense and Definition in the OED. In: Lexicography and the OED: Pioneers in the Untrodden Forest, ed. Lynda Mugglestone. Oxford: OUP. 77-95.
Tolkien, J. R. R., (2002), Morgoth's Ring, edited by Christopher Tolkien. London: HarperCollins
Tolkien, J. R. R., (2002), The Peoples of Middle-Earth, edited by Christopher Tolkien. London: HarperCollins
Tolkien, J. R. R., (2006), The Letters of J.R.R.Tolkien, edited by Christopher Tolkien and Humphrey Carpenter, London: HarperCollins
Tolkien, J. R. R., (2016), A Secret Vice, edited by Andrew Higgins and Dimitra Fimi, London: HarperCollins
[丹]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欧洲语言学史》，黄振华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游汝杰 、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评论